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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谷晶

人生自古多风流

 
 
 

日志

 
 

乾隆为何不杀和珅  

2014-09-14 16:58:19|  分类: 茶后饭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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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不杀和珅 - 白谷晶 - 白谷晶
 
          众所周知,和珅“富可敌国”,是大清王朝的第一大贪官。据史料记载,和珅被抄家时,银有8万万两,也就是8兆两,而当时清朝政府的年财政年总收入折合白银约7000万两,抄出用纯金做的碗和碟子有4288件。
         用纯银做的盆有600余个,用纯金做的面盆有119个,黄金580万两,银元宝5万个,房屋(用来出租)有1001栋,地产1266万顷,还有钱庄、各处当铺以及各种珠宝、饰物等,还有自己的别墅跟园林。18世纪全世界首富,我们都认为和珅的钱都是污来的,其实也未必。
        按照大清律例,朝廷命官贪污大内库银是杀头之罪,和珅为何在被称为盛世的乾隆朝得以侥幸逃脱?从远处说,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使然;从近处说,是唯我独尊的皇权使然。和珅结党营私,大肆敛财,乾隆皇帝并非不知情。和珅在朝20余年,曾多次被官员们告发,却仍然得到皇上的宠幸,未尝一次被成功弹劾。除了他自己稍见端倪,必设计除之而化险为夷,更多的是得到了乾隆的庇护。
         乾隆为何要庇护和珅?这是因为和珅的贪腐不仅尚未危及皇权的安全,相反,让不同派系官僚势力之间相互牵扯,却能更为有效地维护皇权的绝对威严。乾隆深信,容忍和放纵一定程度的贪腐是极权体系得以长久维护的必要条件,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一个掠夺型的权力寻租行为,是庇护和维持体制得以延展所必须的权力联动现象。
           现代研究表明,贪腐在现时的权力旋窝中形成了一种质押机制,它使由官僚集团腐败体系中处于低层次的内部人发动反叛的可能性最小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体系内的各级官僚受到有效的制约,而不会站到公众一边来诋毁这个体制。
       如果有必要,独裁者也可以选择性执法,来惩治那些不忠的员属,成克杰、陈良宇等高官的落马就最典型的例证。和珅虽然极度贪腐,但他处在极权向官僚过渡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权力锁链之上,对他的任何闪失都有可能危及集权的安全。
         而实事上他对皇权又是那样的“忠贞不渝”,对皇位又是那样的惟命是从。总之,他的贪腐不仅相对于他的绝对权力是必然的,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也是钳制新生权力体系行之有效的统治工具。
          嘉庆则不同,和珅“权高震主”,有和珅在朝,嘉庆根基不稳,难以放开手脚。嘉庆继位后曾表白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怀疑和珅蓄意谋反,所以他必须要杀掉和珅。
         自清朝开国以来,君权和相权就一直在一种不祥的怪圈中循环往复。皇太极继位之后,幽禁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大贝勒代善屈从,皇太极得以从与四贝勒“并肩共坐”到“南面独坐”。
         顺治亲政后,追罪死后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康熙亲政后,擒拿辅臣鳌拜;雍正登基后,杀了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重臣;乾隆继位后,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所以,嘉庆执掌朝纲,必然惩办权相和珅。
         就历史而言,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出现“相权”挑战或僭越“君权”,当朝君王必然要采取断然措施除之而后快。嘉庆早在做皇子嘉亲王时,就对和珅拉帮结派和巧取豪夺十分不满。嘉庆继位之初,乾隆仍旧宠幸和庇护和珅,嘉庆投鼠忌器,因而没敢在乾隆健在时轻易动手。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发生白莲教民变,清军连连失利。嘉庆三年,清军抓获四川农民军首领王三槐。王供述出“官逼民反”的现实情景,使嘉庆意识到,正是因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之辈贪暴如狼,所以屡屡激起民变。“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嘉庆帝借此营造“和珅必斩”的舆论氛围,“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
         嘉庆对和珅系列弊案的处理,并没有完全彻底,这不仅暴露了嘉庆皇帝的昏慵无能,更是显现出大清帝国气数已尽。和珅贪腐集团案盘根错节,涉及官员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均为世所罕见。嘉庆不想把事情搞大,也没有本钱把问题搞大。
        深究下去,有可能动摇的只是嘉庆朝的统治根基;不深究,动摇的就是整个大清王朝的根基。和珅的弊案已不再是“个案”,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嘉庆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惟有“变法”二字不可救之。
         象和珅这样一个出身“少贫无藉”、乡试不中的生员,由普通的宫廷侍卫,32岁时便成为内阁军机大臣,以后更是平步青云,富贵常葆,以至于登峰造极,完全是乾隆老王专制的结果。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骄志满,倦怠朝政。他喜欢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这样的奸佞之臣。
        白姐认为,和珅的问题“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话说得还不够彻底,严格说来,“和珅现象”的根源在乾隆,和珅是乾隆朝君主专制腐败机体上的一个毒瘤。正是因为乾隆的缘故,嘉庆处理和珅弊案没有搞株联,也没有扩大化,是嘉庆的聪明之处。
         他未能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体制上的变革,是嘉庆的昏庸之处。正如阿克顿名言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问题虽然严重,但是本身却不重要,它只是更重要的制度问题的一个反映而已。腐败的根源在于和体制共生的权力泛滥问题。
        因此,治理腐败必须从根源上着手。比如限制官员的权力范围,强化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保障司法独立,放开新闻管制,使得公众可以参与反腐败等等。当然这些措施的实施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变革,而要变革政治体制就必须保证有相互制衡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以供民众选择。
        这些力量不是相互抵制,而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出现此消彼长的势头以达到对官员贪腐的自然化遏制。体制不变,既便是杀了一个和珅,还会滋生出更多的“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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